我在博物馆工作的时候,常到地下书库看旧的期刊,对于几本有意思的杂志慢慢增多了认识。编刊物的人,都有一点情怀的,那是带有主观色彩的舞台,谁出来,说什么,非随意点染,有时候是含着编辑的意图的。看过了旧期刊,就如同翻阅历史的画册,总有意外的感受涌来。也不妨说,好的文学刊物,也像一本年历,记载了特定时期的风气,和一些时代语境。
(相关资料图)
民国时期的杂志很多,但也多是短命,能够坚持三五年已经很是不错,所以,也就没有持续的传统,很快就烟消云散了。新中国成立后,情况大变,每个地区的杂志,都是跨越不同时期的,也就有了自己的历史。这个现象,也说明文化色调的持续性,也有国家体制的内力在里。但代际间的审美,还是有所不同,读刊物如同看时光里的日历牌,每一页都是不重复的。
在当代文坛上,《北京文学》是一本有分量的杂志。我接触过几任编辑,留下不少可追忆的片段。1980年代,我第一次见到林斤澜先生,就感到他的异样,人很有魅力,气场也是大的,周围团结了一批有生气的作家。那时候汪曾祺等已经复出,许多作品纷纷于此面世。我们还在上面看到了诸多新人。对于那个时期的北京文坛,人们至今谈来,依然津津乐道。
林斤澜编刊物,是继承了老舍那代人的传统的。他对于老舍的评价,不是批评家那种概念式的,而有着气味的感受。《北京文学》的前身,曾有过《北京文艺》这个园地,同时期还有《说说唱唱》等,似乎都有连带关系。手里有一期《北京文艺》创刊号,但看作者的名字,就能够感到彼时的特色。郭沫若、周扬、彭真、梅兰芳都写了贺词,作品则有老舍三幕剧《龙须沟》,端木蕻良小说《蔡庄子》,冯至的《波斯坦记游》,阵势是强大的。其中也有革命队伍中来的诗人与作家的作品,比如李伯钊、张志民、王亚平即是。那是易代之际,风格与题旨都是有一种内在性的关联的。据说老舍对于林斤澜,特别看好,他们间的互动,说起来也很值得深写的。
经历了多年的变化,林斤澜知道,80年代的作家,自有另类的责任。他觉得老舍那代人,留下了不少遗憾,一些未竟的工作需要自己这代人去做。所以,他主持杂志工作时,就一直看重审美的个性表达的人,身边的作者,写作姿态与过去略有了一些变化。余华、刘恒、刘震云、王安忆、刘庆邦、李锐、曹乃谦……真的是精英荟萃,几乎囊括了当代文坛最活跃的新人。
北京文坛向来的风格,是兼容并包的。京味儿传统里有老舍、邓友梅、陈建功、赵大年等,受现代主义影响的则是林斤澜、王小波、徐小斌诸人,而京派色彩浓厚的是汪曾祺、宗璞和端木蕻良。这些人彼此并不排斥,各自在不同的路上。《北京文学》的编辑看重精神的独创性,推出的一些话题至今还被人们所记着。比如九十年代后期,杂志还搞过青年问卷,刊登了一些有挑战性的文字,一时引起争议。如果从五十年代的文本读起,再到今天,就会发现,该杂志最大的特点,是与时代的关系密切,精神是不断前行的。重要的是一些作家敏于观察,善于思考的审美表达,引领了一种风气。
关于那一段历史,有许多人写过回忆,都值得回味再三。从资料看,林斤澜是个有眼光的人,汪曾祺生前唯一一次的作品研讨会,就是他主持的。他特别看重老友汪曾祺的文字,那美学风格是独步文坛的无异。在林斤澜看来,汪曾祺写的都是非主流的作品,但在没有意义的地方生出了意义,即以美的精神消解了流行的概念。汪曾祺说自己追求的是和谐,这里有障眼法,林斤澜觉得那其中有另外的深意。和谐不是浅薄,而是“沉淀”,沉淀到记忆深处,脱去身上各种外在的颜色,回归于自己的本色。这是作家要有的精神,也是《北京文学》要吸纳的精神之一。
说起来,汪曾祺与《北京文学》的关系,有耐人寻味的故事。他本人属于北京市系统的人物,与老一代作家有所接触。另一方面,喜爱北京的一些艺术家,与他们有一些互动。他自己得意的作品,有些是在《北京文学》上刊出的。当年李清泉能够力排异议刊登《受戒》,是有勇气的。因为这篇小说,《北京文学》有了生气,也影响了后来写作风气的演变。
汪曾祺与北京文坛的关系,可以谈论的地方,确是很多的。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,回忆北京文坛的旧事,除了老舍外,林斤澜与汪曾祺折射的内涵,一直被后人所津津乐道。我想那原因可能与他们深厚的文化情怀有关。老舍摸到了古城的文脉,汪先生经由古城,回归到晚明和六朝,逆行得更远,而林斤澜则站在鲁迅的旗帜下,又呼应了卡夫卡等人的传统。这是三个不同的流脉。一个是市井的风景的勾画者,一个乃打通古今的文章家的高手,一个是现代感与谣俗气相间的独行者。他们三个人身上都有暖意,老舍醇厚,汪先生飘逸,林斤澜幽玄。这是北京文坛三道景观,胡同里的幽怨,市井中的茶香和古路上的尘土都清晰可辨。凡熟悉他们文字的,也不由得爱之、念之,且成了心仪的榜样。
我自己和《北京文学》真正的接触,还是九十年代,那时候的风气有点变化,社会开始转型,刊物已经不太景气,作家也一时不知如何是好。我记得杂志曾经搞过“新体验小说”,让作家去面对一些新的事物。一时间许多人开始响应,对于变化的社会发声。这种选择,有点文人的焦虑意识在里面,变动的时代人们似乎不知道如何为好。不过,真正好的作家,是不太会随着风气走的。比如端木蕻良,晚年专心写《曹雪芹》,风格与意蕴都区别于流俗,可谓另行一路,是有大的气象在的。汪曾祺还是以不变应万变,照例走在自己认可的路径上。林斤澜对于这种选择是看重的,他觉得写作不是运动,而是个体的独行。循着清香的野径,也能走到精神的高地。我们看那时候北京刊物上,安于朴素和孤独表达的文字,今天读来依然有着诸多的好来。而彼时耀人耳目的作品,已经大多被读者遗忘了。
刊物与人,系着一个时期的文风与趣味,大众特定的认知也深含于此。我记得赵树理、巴金、韦君宜在编辑刊物时,留下许多心得,如今思之,都是含着生命的箴言的。赵树理主编《说说唱唱》时,为了寻觅合适的作者,付出诸多心血,自己也做出不少牺牲。巴金之于《收获》,也故事多多,他自己坚持的品位,与一贯的信仰有关,其中也保持了五四那代人的理念。改革开放后,思想的解放过程,文学期刊也功莫大焉。那些平台上的文字如何影响了世道人心,是可以做系统的研究的。1979年1月,在韦君宜努力下,《当代》创刊,一时成为一个热点的杂志。在发刊词中,韦君宜特别强调了思想解放的意义,对于片面的文艺观,持一种警惕的态度。她呼吁多发现新人,出高品质的作品,其思殷殷,其语切切。老一代人留下的办刊精神,都是值得珍惜的。
聪明的编辑们早就意识到,在单一的平台上,看到的风景总是有限的。大约二十年前,《北京文学·中短篇小说月报》问世,就不再仅仅是区域性的杂志,而成了连接四面八方的园地。这是一本选刊,内容更为庞杂、丰富了。创刊不久,我便参加了刊物的活动,大约是评选当年优秀的作品吧,于是见到了许多国内活跃的作家,没有在《北京文学》露面的人也来了许多。这个选刊对于作家的个性十分尊重,不避土洋,无论东西,凡有特色者悉被注意,转载后还有点评的文字。那时候木心的作品刚在大陆出版,我便受编辑之邀,写了篇点评小说《寿衣》的文字。当时国内对于木心知之甚少,而批评界对于他多是漠视的。选刊能够及时转载这类作品,也证明了那胸怀之大。
自从有了《北京文学·中篇小说月报》,读者看到了更多的佳作。那时候的选刊很多,《小说月报》《小说选刊》《中华文学选刊》都有影响力。而新的选刊的出现,带来了另类的颜色,其中也有一些学术意味。这大概与编辑有关,或者批评家云集在周围也说不定。新刊物慢慢成熟起来,已经被文坛所接受,我因为忙于自己的专业,对于它的了解也是断断续续。有几期的印象深厚,一是对于莫言成就的集中体现,留下了一个特定年月的精神思考。二是对于边缘地带的写作群落的注意,像香港小说的集中展示,对于了解不同环境的母语经验,有了深入的感受。如今看这类内容,觉得编辑们在试图记录时代的重要的文本,也在陈列被忽略的存在,生态就多样化了。这是颇为难得的经营,它在文坛被人所注意,也是源于视野的开阔吧。
由一本杂志,连带出新的选刊来,这在国内不多,二者像姊妹一般,影子是相随的。这或许是时代风气使然,也是读者需求,可谓应运而生的。大凡经过风雨,持续几十年以上的杂志,是有自己的风格的,也自然有了被回味的遗存。《收获》的高贵,《十月》的多姿,《作家》的丰沛,现在想来都值得好好写写。研究当代文学史的人,离不开对于这些园地的凝视,杂志的信息里,有作家选本与文集没有的更为多的光景。一本期刊,拥有了自己的传统,那就厚重了。《北京文学》《北京文学·中篇小说月报》散着古都的气味,也有不断寻路的跋涉之迹。那些时光深处的一页页文字,读来亦如读史,背后是一群为人生而艺术的人,在那里,不仅仅继承了什么,重要的是拓展了什么。有一些人走了,另一些人来了,他们的身影叠印出一条美的长廊。许多年后才感到,曾经的熟悉而有趣的人,很难被复制了。在生命的河流里,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完成了自己,其间的文字的温度,唤出活着的人悠远的追忆,也由此,我们的生活不再单一起来。
2023、6、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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